大凌河古道是通向中原的交通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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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辽西发现多处窖藏坑，出土大量青铜器，专家研究表明——（引题）大凌河古道是通向中原的交通要道（主题）辽宁日报记者商越提要辽西大凌河流域频频出土商周时期窖藏青铜重器。这些三千多年前的青铜器为何来到辽西？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认为是燕王喜沿大凌河古道东逃襄平时，于途中被迫埋下的。由此，也揭示出连接中原与东北的大凌河古道是东北亚陆路交通要道，这条古道从红山先民开始，既是一条古代部族通道，又是一条文化传播通道。大凌河两岸发现多处窖藏坑从年到年间，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共出土4批窖藏青铜器，其中仅在平房子镇北洞村就发现两个青铜器窖藏坑，各出土6件青铜器。初冬，记者在喀左县博物馆研究室主任张立武等人的带领下，来到北洞村南孤山西坡笔架山探访。这个小山包位于大凌河东岸，是附近村民采石头的首选地。沿着小路爬上山顶，拨开杂草，可见两个当年窖藏青铜器的土坑。最早发现青铜器窖藏坑的北洞村村民赵东权今年83岁了。他告诉记者，年3月，他在开采石头时，在这里突然发现一件坛子形铜器，他当即报告了村干部。闻讯赶到的文物部门工作人员在坑内发现5件造型基本相同的青铜罍（léi），1件青铜瓿（bù）,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父丁孤竹罍”。6件器物埋在一个长方形土坑内，皆在一个水平面上，器口向上立置。经专家鉴定，这些青铜器都是商代贮酒器，器体雄浑厚重。这里被命名为北洞窖藏1号坑。同年5月，文物部门在1号窖藏坑东北3.5米处，再次发现窖藏坑，编号为北洞2号，出土6件青铜器，有方鼎1件，圆鼎2件，簋（guǐ)、罍、带嘴钵形器各1件，其中包括极其珍贵精美的方鼎、兽面纹圆鼎、卷体夔纹蟠龙盖罍。这些青铜器在距地表深50厘米处，上面盖了一层不规则的石板，青铜器和坑壁间填塞了大量的石片。为了保持器物上口平齐，按青铜器高矮，坑底被挖成北高南低的斜坡状，个别器物还垫有石块。考古人员认为，这两处青铜器是同时被埋藏的。此后，在大凌河两岸陆续发现多个窖藏坑，出土大量青铜器。年，在大凌河下游的义县花儿楼又出土5件青铜器。在喀左县博物馆内，有一幅一面墙大的《喀左县青铜文物窖藏地点示意图》，副馆长戴亮指着地图向记者介绍，喀左县共出土窖藏青铜器60件。“从地图上我们能看出，青铜器窖藏都分布在大凌河的上游，而且是沿着凌河两岸，相距不差几公里。”戴亮说，这是国内在一个小区域内发现商周青铜器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辽西大凌河流域批量发现的青铜器窖藏，预示着辽西地区在商周时期不平凡的历史。喀左出土的青铜器为燕国所有考察这些窖藏青铜器，有的是器物组合与摆放位置比较规则，比如北洞窖藏；有的放置杂乱，器物之间相互叠压，卧立不一，如马厂沟、山湾子及花儿楼窖藏等。戴亮指着展柜中一件“匽侯盂”，给记者讲解：盂是古代祭祀时用于盛饭的大碗，这件盂口内壁刻有“匽侯作饙（fēn）盂”5字铭文。古汉语中，“匽”同“燕”，意思就是燕侯铸了这个盂，用于祭祀时盛饭用。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这批青铜器属于周朝的诸侯国燕国。周朝建立后，召公奭（shì），周文王庶长子）被封在燕地，即今北京琉璃河燕都城遗址。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城址、宫殿区和燕国贵族墓地，并出土了一批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将喀左出土窖藏青铜器与北京琉璃河出土的青铜器对比，可以发现很多相似的地方。”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告诉记者，二者相比较，同类器物造型相同，特别是有铭文的青铜器，如喀左“匽侯作饙盂”，其“匽侯”二字也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从铭文的“作”字看，喀左出土的应为燕王自用的青铜器，而北京琉璃河出土的是燕王赏赐给臣下的青铜器。考察两地青铜器的时代能够发现，北京琉璃河青铜器的时代比较集中，基本在西周初期，而喀左青铜器的时间跨度大，特别是北洞2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时代跨度最为复杂，长达近千年，从商代到战国晚期。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一些惊人的细节可以佐证这些青铜器的身世：在北洞1号坑出土的5件青铜罍，有的双耳上有深近10毫米的沟痕，这是长期悬挂使用磨出来的；在青铜瓿的口沿一侧，还有明显的修复痕迹，这也证明它有长期使用的经历。综合器物铭文、年代、长期使用及史料文献等信息，王绵厚推断，喀左窖藏青铜器所有者，可能是历代燕侯或燕王，属于燕国库府内长期世袭存有。因为在等级森严的西周宗法制度下，周王分封的诸侯方国对重器的享有和携带有严格的礼制规定，在近千年的时间里，能拥有大批带有“匽侯”等铭文青铜重器的所有者，绝非一般的部族方国。大凌河古道是东北亚最早的交通要道那么，这批窖藏青铜器是如何来到辽西的呢？戴亮向记者介绍了三种学说。其一是掠夺说，即在辽西地区长期生活的少数民族到中原掠夺青铜器；其二是赏赐说，因为辽西属于燕国的领地，燕王赏赐给北方某部族或方国，因祭祀而埋藏；第三种说法，就是东逃说，这是王绵厚提出来的。“将青铜器埋藏在大凌河两岸的应是战国最后一任燕王——喜。”王绵厚说，公元前年，秦攻下燕国的都城蓟城（今北京）。燕王喜和太子丹慌忙逃往辽东郡的襄平（今辽阳）。王绵厚认为，从当时的交通来看，燕王喜东逃必经之路是大凌河古道（沿河两岸山川孔道）。这些青铜器应是在匆忙败逃中，不堪辎重，仓促间临时埋藏于大凌河古道沿线，希望日后复燕后能够带回去。年，在北镇南、大凌河古道东又有“燕王喜剑”发现，进一步印证了东逃说。根据大凌河两岸的窖藏地、“燕王喜剑”出土地、义县花儿楼等地的地理位置，王绵厚以这些地点为坐标，勾勒出燕王喜东逃的大致路线：由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发，北经北京琉璃河旧都，东北经通州，河北玉田县，沿青龙河入辽西大凌河上游建昌县东大杖子村，再由此到喀左县几个铜器埋藏地点，然后由喀左县大城子镇一带东转义县南、北镇寥家屯燕王喜剑发现地，东行黑山县蛇山子村（古无虑县），然后经台安县（古险渎县）至辽阳首山，最后到达当时辽东郡治襄平（今辽阳市）。在追溯这些青铜器时，王绵厚发现，辽西大凌河古道是有文献可考和史迹认证的东北亚最早交通道，分布于这条古道上的古城址、古遗址和带有商周铜器铭文记载的方国重器，年来不断被发现，凸显了这条古交通道的历史延续源远流长。“越是在古代，人类的交通行为与食物来源和居住条件越是更多地依托水源和河流。”王绵厚表示，从考古发现的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考古遗迹来看，人文历史上的大凌河古道，也正是上述古文化的密布区。在《东北亚走廊考古民族与文化八讲》中王绵厚提出，大凌河古道交通地理演变，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在古国阶段，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及以前的自然交通时期，人类以生存为目标自然流徙；方国阶段，以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的部族交通时期，以部族集团的流动为主，有固定首领和组织；帝国阶段，以战国以后“龙城”（柳城）为代表的社会交通时期，有更为复杂的修建道路、交通工具甚至是道路管理等，可见社会交通和人类文明进步是相应的。这条大凌河古道堪称古今东北亚陆路交通的枢纽。由大凌河古道北行，是通向匈奴、东胡、鲜卑、契丹、蒙古的东亚“草原之道”；由大凌河古道西行，是东北和东北亚通向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它既是一条古代的部族通道，又是一条文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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