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辽东边墙是我国万里长城的一部分，史称“辽东边墙”。作为一道具有防御性质的建筑工程，它整体坐落于我国东北地区，东到丹东市宽甸县鸭绿江畔的虎山南麓，西至绥中县境内锥子山。其分段而建，相互配合，结成一体，防御线上设有城堡，城堡之外筑有长城及烽火台等军事防御体，驻军把守。
略论明代辽东边墙历史背景
明洪武四年（年）七月，朱元璋在辽东地区设置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洪武八年十一月，即年，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以马云、叶旺为指挥使。后经招降纳哈出、捕鱼儿海之役后，北元一蹶不振。洪武年间，明朝辽东都司与大宁都司其中管辖东北全部地区，在辽东整体战略格局是河东、河西互相呼应，辽阳、广宁、开原三镇雄踞鼎峙。并且朱元璋在此分封了三个儿子于此，分别是第十五子辽王朱植（洪武二十五年，即年改封于此）、第二十子韩王朱松（未就藩）、第二十一子沈王朱模（未就藩）。
虽然明政府完成了对辽东地区的防务建设，但此后，这一地区还并不安定，边患屡发，北面的兀良哈、女真等部不时进犯，严重危及明朝在这一地区的稳定局势，到明永乐年间，为防止辽东北部的少数民族南下侵扰和倭寇来自海上的侵犯，辽东都司开始了在沿海和沿边地区修堡筑台，这时修建的边墙堡台多是事发而设，事过而弃，应当说还未形成系统的防御体系。
到明正统年间，随着边疆危机日趋严重，明政府才不断强化这一防御体系，南部有沿海墩台，北部有辽东边墙。其中，促成辽东边墙修建的直接原因就是明朝与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间的朝贡冲突。此后，历经成化、万历等年间大规模的修筑、移建，基本形成了现在“辽东边墙”的基本雏形。
朝贡本是中央政府用以缓和少数民族矛盾的一项经济政策，但后来随着双方相互贸易的繁荣，少数民族部落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就逐渐不甘于眼前的既得利益，转而时叛时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双方在东北地区的军事冲突。
辽东边墙简图辽东边墙的修建过程
第一阶段：永乐年间
修筑范围：辽河流域段，广宁至开原。
永乐七年（公元年），明成祖朱棣设奴儿干都司以后，辽东都司缩小到东北的南面。《辽东志》中记载，这时的辽东都司管辖范围是西起山海关、东到鸭绿江、南及旅顺、北达开原的广大地区。
在捕鱼儿海之役后，蒙古逐渐陷于四分五裂，明朝将位于东北地区的兀良哈分设了朵颜、福余、泰宁三个羁縻卫所，这些卫所时叛时附。据《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六中记载，永乐十一年（年）十二月，辽东都司“是月置辽东铁岭卫红泊、喜鹊窝、暗了、下塔、清河口烟墩五所。”这是明代史料有关辽东地区修筑边墙的最早记录，这一时期修筑的主要原因就是防止兀良哈三卫的侵扰。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七的一书记载中显示，“永乐时，筑边墙于辽河，内自广宁，东抵开元（原），七百余里。若就辽河迤西，径抵广宁，不过四百里。以七百里边堑堡寨，移守四百里，若遇入寇，应接甚易。”
这一时期修筑的边墙因部分墙段沿河流而修，以广宁（今北镇）为起点，转向东南，经今辽宁台安县，过辽河入海城境内，再沿辽河东岸北上，经辽阳、沈阳、铁岭，一直到开原东北的威远堡止，基本上就是一个“V”字形。对于如此走向，有学界研究观点认为，一是利用辽河天险，增强边墙防御能力；二是辽河两侧“泥淖难行”，建置较难；三是驿路也是夹辽河而行，边墙与驿路基本一致。
当时的广宁是辽东总兵所在地，亦是明朝与蒙古兀良哈部进行贸易的马市，其左翼即肥沃的辽河套平原，战略位置重要。此时，明军的防御重点是来自北方的蒙古兀良哈部，而不是女真人。
辽东长城遗址第二阶段：正统年间
修筑范围：西段边墙，绥中县铁场堡至北镇（广宁）
正统七年（年）冬，明政府任命王翱为辽东经略，提督辽东军务。王翱是“躬出巡边，沿山海关抵开原，高墙垣，深沟堑，经略屯堡，易置烽燧，珠连壁贯，千里相望”，其又举荐毕恭担任流官指挥佥事。因此，这段辽西边墙由王翱与毕恭共同主持修筑。这次的修建活动主要是受蒙古兀良哈部袭扰的影响。
这项工程从西南至东北，西起于山海关外的绥中县铁场堡，东至北镇、黑山的一段，称为“辽西边墙”，边墙沿海岸线20公里以内，与辽河流域边墙相连。一直到正统十一年（年）毕恭离任时，基本已现雏形。
但这一时期的修筑，仅仅是“践山因河，编木为桓”“久之乃易以板筑，而墩台城堡稍稍添置”，足见当时建设之困难，这一工程，实际上断断续续到嘉靖、万历年间仍有修筑。
辽东边墙遗址第三阶段：成化前后
修筑范围：东段边墙
与西段边墙相比，东段边墙的修建则是时断时续，分段而成。其最早修筑的一段应该是在天顺五年（年），开原向东南至抚顺的一段，由锦衣参将王锴主持修筑。《全辽志》中记载，王锴是奉命“展筑城堑七十里，增置烽燧四十九座”，之所以称之为展筑是因为自开原向抚顺的一段延展建设，可以视作成化年间大规模修筑的基础工作。
大规模修筑东段边墙的历史背景，应该从成化年间明政府针对建州女真的丁亥之役说起。女真是满族在明朝以前的称呼，明初以后，女真族主要分成三大部分，一是建州女真，一是海西女真，一是东海女真。此前，我已在《丁亥之役前后建州女真部落变迁》一文中，对明政府与建州女真之间的关系有过阐述。成化三年（年），明政府对建州女真实行“犁庭扫穴”，建州三卫的董山、李满住、古纳哈等三位首领人物被杀，元气大伤，东段边墙就是在明军在大败建州女真后开始修筑的。
明军大胜后，辽东军务左都御史李秉为了防止其余部进攻，在成化三年（年）十一月上奏明宪宗，建议沿明长城起墩筑堡，加强辽东边务，以防备女真人复仇。李秉说：“若不乘胜立为经久之计，恐班师后，逃遁余贼复为边患”。明宪宗朱见深采纳了李秉的建议，在辽东东部增兵筑堡，由李秉主持，并于成化四年（年）派辽阳副总兵韩斌督建，《辽东志》记载“戊子，斌任副总兵，献防守规划，为堡守之，自抚顺而南四十里设东州堡，东州之南三十里设马根单堡，马根之南九十里设清河堡，清河之南七十里设碱场堡，碱场之南一百二十里设叆阳堡，烽堠相望，远近应援，拓地千里焉。”这项工程在成化六年（年）得以完成。成化五年（年）时，都指挥使周俊又修建了由开原到抚顺的一段，《辽东志》记载，周俊原是开原右参将，丁亥之役中，东征出鸦鹘关多有立功，移守开原，后累升都指挥使，“开拓柴河抵蒲河界六十余里，改设镇北、清阳（今昌图县车站东北四里的青羊堡）二堡，柴河堡增立烽堠，疏挑河道，边人得安”。周俊所修的这段边墙，在开原至抚顺关之间，镇北堡为东部边墙起点，南端直达抚顺关，与韩斌所修边墙相连。后来直到成化十五年“修筑东路自开原抵鸭绿江边墙”。
以上这三段边墙建成后，其后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等朝仍有一些堡城的重筑、增筑活动，不再赘述。下面再重点分析一下开原段“双边”现象和宽奠六堡（明实录中记作“宽奠”，今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
开原段边墙的“双边”问题
在《开原控带外夷图》上的开原北段，明辽东边墙在此处有两道边墙，北边的一道称之为老边，又叫作大边。“自庆云堡西南起，至西北、正东、东南柴河堡，约三百里”，在老边之南二三十里又有一条边墙，称为新边，也叫内边。历史学者丛佩远在《明代辽东边墙》一文中曾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两道边墙，并不是因为加强防御需要，恰恰相反，是因为明军在败于建州女真后，导致老边失守，向南退缩，挑壕一道，后来补修的一段边墙。据记载“新边乃边吏缩入内地二三十里，紧靠各堡挑筑小壕一道，以苟且自卫者。”新边形成时间大约是嘉靖末年或者万历初年。这一问题直到万历三十七年（年），熊廷弼整修边墙之际，才重新恢复了老边。
开原双边图开元老城墙宽奠六堡
万历元年（年），为扼制建州女真各部，明政府在巡抚张学颜、总兵李成梁主持下，策划隔离线向北推进，进行二次拓边，展地修建宽奠六堡。此举，虽不是修筑新的边墙，但是在旧的边墙东侧修建新堡，实际上等于向东拓边。到万历六年（年），工程结束，建成了宽奠堡（今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长奠堡（宽甸县长甸镇）、永奠堡（宽甸县南五十里）、大奠堡（宽甸县永甸镇）、新奠堡（宽甸县青椅山镇）、孤山堡（本溪县东营房乡孤山村）。六堡控制的范围南北长约八百里，东西宽二百余里，土地肥美，宽平膏腴，成为明朝军屯、农垦的重要基地，约六万四千人，垦地六百余顷。
孤山新堡碑赫奠堡古城得知明军修建新堡的行动后，建州女真人首领王兀堂趁明巡抚都御史张学颜到宽甸巡视建堡工程的机会，诉说移建六堡对其牧猎带来的艰难和危害，结果被拒。到万历四年（年），六堡及边墙竣工，明政府沿边开设马市，此举缓和了明朝和女真各部落的矛盾。但万历七年(年)七月，马市上一起明军欺负王兀堂族人的事件，引发双方纠纷，导致多人伤亡。引发王兀堂不满，起初，他以少量人马袭扰，偷窃为主。后来势力逐渐壮大，开始有组织进攻各堡。万历八年（年）三月，明李成梁部得到消息后，双方在叆阳堡、宽甸堡、永甸堡等地交战，最后在鸭儿匮（今宽甸县青山沟镇一带）被明军击败。
明代辽东边墙示意图但宽奠六堡仅存在了三十年左右。迫于内外形势，也为了缓和与建州女真矛盾，后来到了万历三十四年（年）李成梁撤出了六堡。《明史》也有记载：“及三十四年，成梁以地孤悬难守，与督、抚蹇达、赵楫建议弃之，尽徙居民于内地。居民恋家室，则以大军驱迫之，死者狼藉。”
但万历时期，东北地区形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先是万历十一年（年）建州左卫首领努尔哈赤以先辈十三副遗甲起兵，揭开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序幕，到万历四十四年（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老城）即位，建国号金。这时，原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稳定共存的关系已被完全打破。
到了万历四十六年（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檄文，公开向明朝宣战。明军在萨尔浒大败之后，后金乘胜攻取辽东各地，宽奠六堡陷入后金政权的势力范围之内。
宁远之战宁远城天启二年（年）元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大军攻打西平堡，后明军因内奸孙得功里应外合，使得后金得以占广宁，屡战屡胜，逐步推进，到天启六年（年）—月，努尔哈赤虽然在宁远之战中失败，不久病逝。但到了崇祯十七年（年）之后，清军仍然是坐收渔人之利，顺利跨过了山海关，以清代明。
修筑辽东边墙的作用
据年12月21日的《辽宁日报》报道，辽宁省文物部门确认辽宁境内明边墙实际长度为公里，分为辽东山地、辽河平原和辽西丘陵三大区段。作为一种防御性的建筑工程，辽东边墙在一定程度上拱卫了京师的安全。明政府在辽东设置了二十五卫、二州和十一个千户所。其修筑的辽东边墙全长两千多里，先后修建边堡九十六座，一千余个墩台，分兵驻守。整个边墙分段而建，随补随修，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边墙内的城堡、墩台“量地缓冲”而建，相距远近不一。
而且，各段边墙修建的目的也不尽相同，前期辽河流域边墙和西段边墙是因蒙古兀良哈部等不断南下侵扰，威胁明朝中央政府统治的原因。而东部边墙的修建则是后期明政府与建州女真关系激化的结果。尤其是明朝后期在与女真族的战争中，明政府派重兵驻守辽东边墙。
从军事角度来看，辽东边墙具有一定的自我保护作用，有利于内地居民安于耕种牧业，足食足兵，是明朝边疆收缩政策的一个体现。从经济角度来看，边墙及关口附近地区恰恰是明朝与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进行互市贸易的聚集点。对于辽东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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