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滴的记忆窦素兰

这是一篇关于奶奶的文章，爸爸年手写的，我同年一字未改转录成电子版。一直想找机会发出来的，可能是因为最近太闲了，反正忽然觉得时机到了。

奶奶是个伟大的女人，她豁达坚韧乐观执着。听说她跟很多人都吵过架干过仗，就是那种人生短暂不服就干的脾气。但是在她身边的每一秒，我都能感觉到她满满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热爱。

点滴的记忆

噩耗

一九六八年农历六月二十九对于我的童年乃至我们家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我的爸爸离开了人世，他不是病死而是横死。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再加上家庭的种种原因，更何况爸爸得了眼疾，心胸狭小，寻了短路。

这一年妈妈才三十六岁，大哥18岁，二哥14岁，三哥11岁，我是父母最小的儿子，当时只有6岁，我身下还有两个妹妹，大妹妹4岁，小妹1岁（两个半月），还在妈妈的怀里抱着，共计七口人。（注：以上所写的年龄都是毛她岁）

爸爸扔下我们母子七口人驾鹤西游。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混乱的年代，当时的社会只抓阶级斗争不抓生产，生产能力非常低下，记得那年爸爸走了之后，我们家只有大哥一个人在生产队里上班。大哥一年挣的钱连我们家的七口人的主粮都领不回来，被逼无奈二哥放弃学业，考生产队做半啦子，（也就是挣半个人工分）。这算勉强把家里的七口人的主粮领回来，以至于我们不饿肚子。

虽然肚子不饿，可是其它生活所需是无法解决的。三哥，我和两个妹妹都小没有劳动能力，尤其小妹妹还是襁褓中的娃娃。

母亲担当

当时我的妈妈只有36岁，还是一位中轻年的妇女，整天以泪洗面,思念自己的丈夫,还要面对自己的六个孩子,需要她的教育,需要她来养活.这一切的一切所有的压力都压在了她这一位妇人的身上。

我的妈妈可以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在悲痛中，在压力中走出来，领导我们自力更生，不能让人家笑话我们母子七人，要让她的子女活得有人样，有尊严，为了解决生活所需，妈妈每年养三五头猪，大哥，二哥，在生产队上班，三哥在早起上学前，晚上放学后每天要放猪，我带着4岁的大妹妹给猪割草挖野菜，捡猪粪，我的三个哥有空闲的时间也去捡粪，一年到头把粪集攒起来像个小山包，等到每年的年前或是年后把除去自家园田所需的粪肥，其余的卖给生产队，那是卖的粪不是给现钱，而是等来年的年底给工分，工分按筐给，每一筐或每十筐给几个工分，我是记不得了。

再后来，我的三哥在父亲去世的一两年也放弃了学业，去生产队做半啦子，这以后由我来放猪，我家离辽河大堤很近，大约就在我家的西去米多一点。堤里堤外有树林子和荒草地，春夏季边放猪边挖野菜，秋季边放猪边捡树上掉下的干树枝回家做材烧，有时干树枝捡多了，自己拿不回来，就不赶猪回家，我的妈妈看我迟迟不赶猪回家，就知道我柴捡多了，她自然而然地就去接我。等我到了上学的年龄（8岁），我要上学，妈妈和我商量能不能晚上一年学，我还挺犟，我坚持要上学，我和妈说，我可以像三哥一样，早起上学前放一阵猪，晚上放学后还去放猪，晚上放猪时还照样边放猪边捡野菜，捡树枝，后来妈妈看我执意要上学，也是该上学的年龄了，也就让我上学了。

妈妈除去猪以外还养些鸡鸭鹅，猪到年底求人杀掉卖肉，卖肉钱是我们家一年的衣食住行等的生活开销，鸡鸭鹅等禽类所产下的蛋，给我们补充营养，以保证我们能健康成长。

那个时候我们家是很少买新衣服的，只有大哥、二哥买新衣服能多一点，但一年也买不上一套，三哥和我多数都是捡他们的，三个穿完我穿，如果大了可以改，小妹捡大妹妹的，棉衣一件要穿几年，每年妈妈都给拆洗一次，洗完了棉花拿去弹一弹，再用旧布旧棉花重新做上。如果人长高了，衣服短了，就在底边或袖口接口接上一圈。鞋，几乎没有买的，都是妈妈做的。白天没有时间，白天妈妈要屋里屋外收拾家务、喂猪、喂鸡、烧火做饭、伺弄园田，这做衣服做鞋的活，只能在晚上完成。妈妈每晚都是后半夜睡觉，那时做一双鞋要用几天的时间，鞋子是用破的不能再破的没有一点没得用处的破布，左一条右一条，七拼八凑的，用白面打成浆糊把它们粘合在一起大木板或饭桌上(过去都是长～mm，宽mm左右的方形小桌，有四条腿高大约在mm左右，吃饭时放在炕上)，大致糊三层，晒干后从木板或饭桌上起下来，这叫袼褙，把袼褙再裁成鞋底的形状大小，用寸带子（白色一寸来宽的长布条）把边口包上，那时没有机器，一切都得用手针，然后三层或五层或更多层。衲在一起变成了鞋底，衲鞋底是又费事又费力气的活，一锥子一针一线的重复，一干多次或更多才能成为一只鞋底，如此看来可以想象我们七口人，冬夏得需要多少双鞋，就这样我的妈妈半宿半宿不睡觉，没让我们的脚光着，冬天没让我们的脚冻着。

我们的衣服虽然破旧，但是我们妈妈给我们洗的很干净，拆洗改作的非常得体。每逢年节妈妈想方设法让我们吃上点鱼肉蛋之类的，每个孩子过生日都给煮上几个鸡蛋，还让我们躺在炕上，从头到脚的在我们的身上用鸡蛋滚上几个来回，口中还念念有词，说这样能去除灾痛。虽然说这是宿命论不可信，但这是妈妈的心愿，她希望我们都健健康康地成长。

那个年头全国都穷，粮食不够吃，每年的秋天妈妈都出去捡粮食，柴禾不够烧还要捡柴禾，有一句话叫沟洼不舍，这句话用在妈妈的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她不放过地上的每一粒粮食，每一根柴火叶，为了他的子女不挨饿受冻，她风里来雨里去，不惧寒暑，不避风雨，含辛茹苦，如母如父任劳任怨，为我们的这个家，为我们兄弟姐妹撑起一片天。

功臣

父亲去世的第三年，大哥二十一岁，我们家盖了三间四角硬的房子（前后墙都是砖石的两个大山墙底脚是砖石的，大约有mm左右高，再往上只能用穰草泥垛起来的）。房顶是草苫的。

盖房的钱是三个哥哥在生产队上班和妈妈养猪挣的一大部分，一小部分是妈妈从亲戚家里三十、五十，百八十块的求借来的，砖石木料都是大哥张罗来的。

父亲去世以后大哥就是我们家的顶梁柱，担起了家里重担，积极配合母亲治理这个家，为了盖这三间房，他东奔西走，求人力、求物力、费尽心血、不辞辛苦，任劳任怨为了这个家，他负起了父亲该负的责任，没有大哥的付出我们家吃穿都难保，更何况盖房子了。他是我们家的功臣，是当之无愧的功臣。

父亲去世时，我们家住的是两间土墙的矮草房，外屋是杜厨、有灶台、橱柜、（碗架）、缸、坛、瓦罐，除此之外还要放入一些柴禾（为了防雨屋里至少要存放够一天用的柴禾），可以说是破乱不堪，里屋靠南面是一铺大炕，那时爸爸在，我们是人吃人，一铺大炕根本住不下，怎么办？只好在西山墙边砌了个小炕（俗称镰刀炕），家具就一口大柜，一个八仙桌，一个小亮格，没有别的了。被子每天都叠落炕梢。一家人都挤在这个两间房过活，艰难地度日，时隔三年妈妈，大哥为我盖起三间房，当然这里也有二哥，三哥的功劳，在那个年月一位母亲领着六个孩子，能盖得起房子，不可想象，现在想起来，我和妹妹都是幸福的，（至少我是这样想的，俩妹妹也能这样想）。

又过了三年，大哥娶了大嫂，大哥大嫂是自由恋爱，他们两个是一个生产队上班，又住在同一条街，两家离得又不远，只隔四个大门口，彼此非常了解，可是因为当时我们家父亲不在，人口又多，似乎有一点大门不当户不对，大嫂的娘家人有点不同意，但是也有同意的，统一的原因是我大哥这人当时在生产队是头排的功劳能手，心灵手巧，身体又棒，当过生产组长，主抓队里的生产，在队里人缘又好，就他本人来说，他是一位标志的男子汉，是姑娘们心目中的偶像，大嫂她力排议，非要和我大哥结婚，那年大哥二十四岁大嫂三十三岁。

分家

大哥、大嫂结婚后我们就七口之家变成八口之家，后来就变成了两家。大哥、大嫂分出另过，这也是社会家庭发展的必然，因为我们八口之家是大哥大圈圈，大哥、大嫂二人是一个小圈圈，一个人总不能老为一个大圈圈转，大哥还得为自己的小圈圈转，一个人为两个圈圈转难免有顾此失彼的时候，当然他也想把两个圈圈都画的圆圆的，但事与愿违，他的愿望是阻挡社会和家庭的发展的，树大是要分枝的。

分家时妈妈把一间半房给了大哥大嫂，那是他们结婚妈妈答应的，他们在这个间半房住了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吧。后来在我家的前趟街又买了两间小房也是土房，这两间小房是我的表叔（姑奶的儿子）赵得胜出卖的，房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元钱。

矛盾

这样他们就搬出去住了，妈妈领着我们小哥五个住着这三间房。说是小哥五个，其实二哥三哥这时也是大小伙子了，二哥已经二十出头了，紧接着三哥也是二十傍边的人了，那时我还小也就十几岁吧。妈妈看着二哥三哥两个大小伙子，也该为筹划着娶媳妇了，可是房子只有三间，而且还有大哥大嫂一间半，其实我们六口人也只有一间半房子，后来妈妈食言了，答应给大哥的间半房不给了，从此矛盾产生了。在后来的十几二十年里，大嫂的心里存着怨恨。其实妈妈是缺理的，可是妈妈是不想缺这个理的，但是没有办法。二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没有房子又有一大家子人。哪家的姑娘愿意嫁呀，何况后面还有三哥也老大不小了。妈妈当时是这样想的，不管怎样你当老大的已经结婚了，又有两间房，这总算是个家吧，你二弟不能不娶媳妇吧。其实，妈妈的心里还有一个想法，这种想法和前者是矛盾的，因为大哥也是她自己所生，自己所养，她也想兑现她的诺言，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父亲撒手人寰，扔下我们孤儿寡母，妈妈看着二哥以及他身后的，一个撵着一个，可想而知妈妈当时心里有多苦、多难。可是再苦也得扛，不但要扛还要做食言的人。做食言之人心里更是不好受，她觉得自己对不起大儿子和大儿媳。可又能怎样，办法呢没有，一句话就是冻豆腐难呢。

可是难办的事还在后头呢。

妈妈的改嫁

矛盾归矛盾，日子还得照常过。

随着日月的流逝，二哥也到了二十四五岁，三哥当了二年兵也转业了，妈妈看着两个大小伙子要长相有长相，要个头有个头，都是遵纪守法通情达理的好青年，可就因为家里的人口多没人给媳妇，连提媒的都嫌我们家的人口多。给妈妈愁的呀，成天找人给自己的儿子说媒，可是一提到家里人口状况，后边就没戏了，有的媒人口头答应，其实人家根本就不给提，可能人家也觉得人口多房子少，提了也是白提。一来二去又过去了一年半载，妈妈实在是按奈不住了，最后想起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决定带着我和两个妹妹改嫁。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是封建的年代，寡妇改嫁是有丧风俗的，妈妈一提出来，不但我们家的几口人反对，妈妈的想法简直是捅了马蜂窝，没有一个理解的，也可能有人理解，可理解归理解，但还是不应该有这样“荒唐”的想法，有的人背后还说三道四，指责她不守妇道。当时我还小不懂这些事，对妈妈的想法，其他人的反对和指责不知道谁对谁错，现在想起来，妈妈是对的，不但是对的还是伟大的。为了让二哥三哥能说上媳妇，她牺牲了自己。

为什么说妈妈伟大，为什么说她牺牲了自己呢。因为妈妈改嫁不是自己一个人，要带着我和两个妹妹，这样好把三间房给二哥三哥倒出来，作为他们娶媳妇用的。带着我们三个改嫁容易嘛。那个年代谁家日子都不好过，一下子添进来四口人，更何况我们是“白吃饱儿”，还得上学，谁愿意供我们呢！

为了能把自己嫁出去，为了能把我和两个妹妹带出去，妈妈带着我们嫁到了一家比我们家人口还要多的一家，他家共有七个女儿、一个儿子。当时已有三个女儿出嫁，家里还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算起来是六口人，再加上我们这四口人，共计十口人呀。

养父在公社食堂上班，每月四五十元，这是当时这十口之家的唯一经济来源。十口人靠这一点钱过活，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没有别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靠我妈养猪，这回不只是养肥猪，还要养母猪。母猪产仔也能卖钱，当然不能都卖，得留一部分把它们养成肥猪。

这回妈妈要做十几口人的衣服，从前六口人现在十口人，妈妈的工作和劳动量几乎翻了一番，所以说妈妈她牺牲了自己，这不伟大吗？

没多久我们家有个喜事，有人为二哥说媒了。媒人是我们当家的，他叫朱玉新。我们叫他二哥，女方是台安县，达牛公社，金家房村的人，金保霞也就是我现在的二嫂，她们俩从提煤到结婚只有8天的时间，当时二十四岁，有间半房，又是一个人。否则，别说8天，就是8年，我二哥也难娶到媳妇，如果我妈妈不牺牲自己，不带着我和妹妹……。

后来三哥没过几年也结婚了，媒人是前后街的邻居，他把自己的小姨子说给我哥，当时媒人还特意提到了，我三哥是一个人，有间半房，没有老人，没有后顾之忧。当然了二嫂三嫂，当时过门时是照一个人给的，可后来妈妈老年时，她们还是把她当成了婆婆。

二哥三哥都结婚了，妈妈她就别提多高兴了。她把这些年的苦和累都忘得一干二净，身心特别轻松。她想起了爸爸，有一天晚上，她独自一人来到爸爸的坟前，是报喜，是报功还是诉苦，她哭了。是喜中泪，是悲中泪，还是相思泪。。。